据此，根据具体情形不同，在区分强度的基础上为抵触标准赋予具体内涵，是满足司法审查需求的一条可行进路。

例如，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中国的张彭春博士以人权思想渊源的多元化冲淡西方人权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与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观点，并最终将儒家哲学对仁的诠释写入宣言第一条，译为良心(consciousness)[20]。因此，实现文明共存的路径应以彼此尊重为基础并努力寻找与其他文明的共同价值，实际上很多当代文明的代表性价值就是在与不同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本文旨在以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为入口，讨论文明与人权理念的相互塑造和改造进程，并在厘清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的基础上，探讨西方主导的人权理念的局限性和面临挑战，最终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角下重新诠释人权理念。从文明构建角度看，西方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吸纳了诸多非西方文化的元素，如古希腊受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影响而形成的新文明样态[12]。中国还创造性提出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的人权观，即生存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是处于首要地位的权利，发展权与生存权紧密相连。不仅难以适应当前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还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泛滥。在人权观形成的过程中，人权的目标和实现方法、人权价值、人权标准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概念和内涵。

对文明独特性的保护无论是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还是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均将其呈现为文化权利的应有内涵。需要指出的是，文明的融合应当有边界。沈涓：《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一）司法判断的基础问题1.法律冲突的构成要件法律冲突的构成要件，是法律冲突判断的基础问题之一。地际冲突的适用选择尚未立法，笔者认为应当确立如下四个适用规则：一是行为地法规则。对于国内法律冲突，笔者在比对诸多不同定义后认为，上述第五类定义比较准确地抓住法律冲突的关键点，因而是较为可取的。（二）司法判断的基本方法1.司法判断的总体方法关于法律冲突的判断方法，有学者认为，判断法律规范的冲突构成，就要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

《立法法》对于三大法律冲突规定了三大适用选择规范，即上位法优先新法优先和特别法优先。第106条第1款第2项及其第2款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法律冲突、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的冲突。

法官或法院对法律冲突享有选择适用权，[23]法律冲突判断是法律选择适用的必要前提。[18]本文所称的允许型冲突与禁止型冲突，不同于杨登峰教授的相容性冲突与排斥性冲突。[39]参见王春业、任佳佳：《长三角区域地方立法的冲突与协作》，载《唯实》2013年第2期。每一个法律规范都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中的各要素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可能造成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

【出处】《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2023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律冲突 司法判断 适用选择 裁决机制 。参见余文唐：《新法优先：规则检讨与替代规则》，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三大法律冲突的适用规则在地际冲突的适用选择中并无用武之地。对其进行冲突判断须抓住三个方面：一是相互冲突的不同法律规范所在的法律文件是否现行有效。

[32]《立法法》还规定了新普旧特冲突，然而此类法律冲突本质上属于普特冲突，《立法法》第105条和第106条第1款第1项也只规定该类冲突送请有关机关的效力裁决规则，并没有规定其适用规则。对其进行抵触判断涉及价值判断，重点在于下位法法律规则是否与上位法的法律原则、价值或精神相符合。

这些适用规则主要包括：第一，适用于异阶冲突的上位法优先规则。这与目的在于违宪废改或违宪宣告的违宪审查或裁判性审查，是有本质区别的。

参见杨登峰：《法律冲突与适用规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对于前两种情形，法院可以与相关的有权机关进行工作沟通，同其交换看法或向其征询意见，却不应扩张裁决的法定范围，将冲突事项送请裁决。[35]有的学者则主张更为理想的办法，是以旧特别法优于新一般法规则来解决新普旧特法冲突。既然法官有权力并且能够判断法律冲突的存在，自然也就没有再将法律冲突本身送请裁决的必要和理由。三大法律冲突适用规则的适用关系为：上位法优先规则制约其他两大规则是绝对且单向的，新法优先规则与特别法优先规则互不关涉，因而也就不存在三大规则综合适用中的规则竞合问题。调整同一事项是法律冲突的共同特征和共同前提，但调整事项只是法律规范中事实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构成由调整事项和适用条件两个部分组成。

《江西省木材运输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省境内的木材运输适用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有权机关裁决或处理。

立法机构的政治级别有上下级关系的是异位阶关系，同一立法机构所立之法是同位法关系。本文所称的法律冲突主要是指规范冲突，涉及权利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将予以特别指出。

[29]参见董峰：《论法律冲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3-147页。对同一事项的理解和判断，既是法律冲突判断的重点也是其难点。

适用于不同宗教、种族和阶级的人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为人际法律冲突。也即合法是准确的前提，准确是合法之下的准确。然而，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对于法律冲突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诸多误识。因而，法律效果可否并用是法律冲突判断的最后一个步骤。

该规定不论是新普旧特冲突还是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冲突或者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冲突，均以不能确定如何适用作为启动送请裁决程序的前提。鉴于此，《纪要》第二部分作了具体规定。

不过在《立法法》关于法律冲突的规定中，并不都有同一事项的字眼。解决法律冲突虽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消极坐等。

只要其中一方与上位法相抵触，就应直接适用与上位法无抵触一方的法律规范。上位法为旧法和一般法的而下位法为新法和特别法的，新下位法要优于上位法而适用。

而在禁止型冲突的场合，下位规范、旧法规范已经被上位规范、新法规范默示废止而无效或者失效。[38]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发出的《关于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疑问的回复》（2021年4月6日）第一点指出：因《民事证据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适用的进一步解释，属于特别规则，相对于2020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继续沿用的第93条、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10条应当优先适用。[4]对于国内法律冲突，学界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在法律冲突的判断中或会用到法律解释，但是法律解释不可能代替适用选择。

对于下位法是否与上位法相符合的判断权，乃是法院法律适用权力的题中之意[25]，因而完全可以这么说，法律冲突的判断权是法官职业要求，属于司法权的派生权力。然而，不宜因此而否认不同部门法之间法律冲突的存在。

二是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坚持新普通法不变更旧特别法。即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地法与其身份地法存在地际冲突，适用行为地法。

地际冲突的适用选择须以跨地性案件事实为契机。法律方法上有一工具推导规则：命令某人造成某种状态的规范一旦被立法者所确立，我们就必须认为，由此规范可以得出如下规范：第一，命令去做一切使该状态出现的必要条件的事情。